石油是工业的血液，中国石油产业的发展历程映射了中国经济崛起和融入全球化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成为了世界产油大国。与此同时，中国也成了世界上的石油消费大国，以及最大的油气进口国。

  在中国石油产业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期，石油产量突破1亿吨。不仅满足了国内需求，还出口日本赚取外汇。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腾飞，石油产业进入第二个高峰期，产量突破2亿吨。

  但中国从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开始，石油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截至今年上半年，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超过7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45%。而令人担忧的是，国内石油产量突破2亿吨之后又跌到不足2亿吨，进入了增产的瓶颈期。

  保障能源安全无疑是头等大事。在对外依存度短期内难以下降的情况下，增加进口来源、调整能源结构，以及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等途径都是保障油气供应安全的方法。

  但决策层认为，提升国内油气产量是保证供应安全最重要的途径。尽管传统理论认为中国的能源资源禀赋是“贫油、少气、富煤”，但历史多次证明，油气勘探开发的理论总在不断更新，新技术的每一次出现，都能助推油气产量跃升。美国就已经走过了从石油出口国到进口国，再到出口国的轨迹变迁。中国与美国的资源禀赋不同，不一定能重复美国的轨迹，但从中国页岩气产量增长情况来看，目前中国非常规油气的增产潜力仍然较大。

  也有业内人士主张，不用恐慌对外依存度。油气产业是一个国际贸易极度发达的行业，世界上有众多的油气出口国，一些发达国家的油气对外依存度比中国更高。而且中国的石油公司还在国际上多个地区合作开发油气资源，海外权益油气产量接近2亿吨。将海外权益油以及净出口的成品油折算下来，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大幅下降。

  着眼未来，油气对外依存度更是不用过于担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为46.4亿吨标准煤，其中，煤炭占能源消费的比重为59.0%， 非化石能源占比14.3%，油气占消费总量的比重分别为18.8%和7.8%。以此计算，中国一次能源的总体自给率约为80%左右。随着能源转型的不断推进，非化石能源的占比还将继续提升，一次能源自给率长远来看不会大幅下降。

但是，能源转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业内人士认为，在10年到15年的时间里，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里主要替代煤炭的份额，油气所占的比例还将继续上升。因此，我们在客观看待油气对外依存度的同时，仍然要保障和提升国内油气供应量。

  大庆“会战”

  近代石油工业19世纪后半叶已在中国萌芽。鲜为人知的是，那时的中国是个不折不扣的石油净进口国，对外依存度比现在还高。

  1867年，美国等国家开始向中国出口石油。当时，石油在华被称为“洋油”，进口量仅次于鸦片、棉纱，是中国进口金额第三位的大宗商品。在1904年-1948年的45年中，旧中国累计生产原油278.5万吨，而同期进口“洋油”2800万吨。可见当时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之高。

  新中国成立时，经历多年战乱的石油工业基础设施残破不堪。1949年，全国原油年产量仅12万吨。经过三年恢复后，到1952年底，全国原油产量增长至43.5万吨，为1949年的3.6倍，为旧中国最高年产量的1.3倍。其中天然油19.54万吨，占原油总产量的45%，人造油24万吨，占55%。

  石油产量有了大幅的提升，但仍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为了尽快提高石油产量、提升石油工业水平，1952年8月，中共中央命令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军57师转业为石油工程第一师。石油师为石油产业贡献了一支生力军，但石油勘探开发是一个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业，还需要有更多的资金和科技投入，才能使当时薄弱的石油产业有质的飞跃。

  从1955年起，地质部和石油部分工配合，先后在华北平原与松辽盆地展开了全面综合地质调查。1956年1月，石油部召开“第一届全国石油勘探会议”，为中国的石油工业初期发展探明了方向。会议建议“将全国含油地区做出全面规划，从解决根本问题着手，有步骤地进行勘探”。

  到上世纪50年代末，全国初步形成玉门、新疆、青海、四川四个石油天然气基地。1959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373.3万吨。其中四个基地共产原油276.3万吨，占全国原油总产量的73.9%，四川天然气产量从1957年的6000多万立方米提高到2.5亿立方米。

大庆油田的发现也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1959年9月26日，松辽盆地的松基3井出油，标志着大庆油田的诞生。但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在缺钱缺技术的情况下，大庆油田的开发十分艰难。中央决定以“大会战”的形式，发动全国各种力量开发建设大庆油田。

  1960年3月，关系中国石油工业命运的石油会战在大庆揭开序幕。中央军委抽调3万多名复转官兵参加会战。全国有5000多家工厂企业为大庆生产机电产品和设备，200个科研设计单位在技术上支援会战，石油系统37个厂矿院校的精兵强将和大批物资陆续集中大庆。

  1963年底，大庆油田大会战结束。在那三年多的时间，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1500万吨，使中国甩掉了“贫油国”帽子。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在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宣布，中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中国人民使“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

  以大庆油田为基础，中国石油工业真正迎来了第一轮高速发展的时期。1964年，中国又在华北地区开展了石油会战。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探明了一个4.6亿吨的大油田。

  自1976年之后，大庆油田连续27年实现年产原油5000万吨以上，创造了世界同类油田开发史上的奇迹。到1978年，全国原油产量突破1亿吨。除了大庆油田贡献的半壁江山，渤海湾盆地产油4340万吨，是当时的另一大产油地区。

从1966年到1978年的13年间，中国原油产量以每年递增18.6%的速度增长，年产量突破了1亿吨，原油加工能力增长5倍多。从1973年起，中国还开始对日本出口原油，为国家换取了大量外汇。

  石油产量突破1亿吨，为后来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奠定了能源基础，也奠定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理论和技术基础。

  2.15亿吨，历史峰值

  中国石油产量在1978年达到1亿吨之后，石油工业并没有连续保持向上的箭头，中间经历了颇多曲折。经过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番政策调整和探索之后，中国石油产量从80年代后期开始了长达30年的稳步增产时期。

  1979年、1980年，中国石油产量连续两年徘徊不前。到1981年，全国原油产量较高峰年下降近600万吨。

  1979年还发生了震动全石油行业的渤海2号沉船事故。该事故是石油系统自1949年以来最重大的死亡事故，也是世界海洋石油勘探历史上少见的。1979年11月25日，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2号”钻井船在渤海湾迁移井位拖航作业途中翻沉，遇难72人，经济损失达3700多万元。

  渤海2号沉船事故除了人员和财物损失巨大，也对全国石油行业的士气打击巨大。士气低落、勘探开发投资减少、资源储量下降、产量下降……多重负面因素警醒着当时的油气主管部门必须要做出改革。

  结合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和石油工业的情况，石油部提出了1亿吨原油产量包干的改革思路。1981年6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能源委关于协调组织石油部超产原油、成品油出口安排问题报告的通知》。该通知提出：原石油工业部承包年产原油1亿吨，超出部分允许原石油工业部出口，所得差价的85%作为石油勘探开发的基金，15%作为职工的集体福利和个人奖金基金，所得外汇金额留成，用于进口器材与技术。

  1亿吨原油产量包干政策实施后，石油行业提高了积极性。1981年-1985年，投入勘探资金年均递增19.5%。同时，石油产量止跌回升，从1981年的1.01亿吨，提高到1985年的1.25亿吨。

  胜利油田在这期间的转变最为明显。该油田1978年的原油产量为1945万吨，1981年下降300多万吨至1611万吨。在那期间，一些石油专家认为，济阳坳陷勘探已进入“无整拾零阶段”，胜利油田原油年产量要降至1100万吨才能稳住。但实行了产量包干政策之后，胜利油田重组了领导班子，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努力探索复式油气聚集带，原油产量逐步上涨，到1991年上升到了3355万吨，并且保持2400万吨以上的产量近30年。

  在上世纪80年代，石油业还诞生了影响不亚于大庆会战的塔里木会战。1984年，塔里木盆地地矿部沙参2井出油。1989年，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以“两新两高”(即采用新工艺技术和新管理体制，组织开展一场高水平、高效益的石油勘探开发会战)方针，展开了塔里木石油会战。另一方面，石油部1983年直接从国外雇请了10个地震队，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装备来中国搞勘探，其中3个被部署到塔里木盆地。

  塔里木石油会战不仅打开了塔里木盆地石油开发的大门，还成为改革开放之后石油行业引进外资的一个先行试验点。在那之后的1985年，国务院决定开放南方11省区的石油资源给外资，开展对外合作。1993年又将对外合作的领域进一步扩展到北方10个省区，形成了陆域石油资源全面对外开放的格局。

  海上石油资源的对外开放也在同时进行。1982年1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及其配套的30多个通用法律法规对外发布。当年2月8日，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在京成立，开始依据该条例和配套法律法规，行使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生产和销售的专营权。

  1981年以后，中国石油产业实现了长达30多年的增长周期，同时，天然气产业也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加快发展。2010年，中国石油产量跃上2亿吨，其后，石油产量继续保持了五年的增长。到2015年，国内原油总产量达到2.15亿吨的历史最高值。

  能源转型时代：减产还是增产?

  2015年之后，国际油价从高位下跌，世界石油市场整体供应宽松。在此背景下，国内各石油公司实行了限产政策。2016年，国内石油产量跌破2亿吨，全年生产石油1.996亿吨，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年度最大减产量。当年，全国天然气产量也同比下降了1%。

  2016年开始，国内三大石油公司削减上游勘探开发计划投资金额，主动减少低效率油田的开发。中石油设置内部投资收益率的硬指标，在辽河、新疆等多个油田压减无效产量。中石化旗下的主力油田胜利油田也关停了多个低效无效区块。

2017年和2018年，国内石油产量继续下跌，分别降至1.92亿吨和1.89亿吨。

  在国内原油减产的这三年里，全球以及国内开启了积极推进能源转型的新时期。低碳、清洁的能源产品被视为未来的能源主力。而石油是高碳的化石能源，应控制消费、降低能源占比。

  同时，中国油田的客观条件也很难支撑石油产量的继续增长。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等一批主力油田整体进入中高含水阶段，开采难度不断加大，已出现资源劣质化、产量自然递减等情况。

  不过，基于清洁化的能源转型趋势，与石油不同，天然气被视作清洁能源，仍然被积极推广。在近几年的时间里，中国以页岩气为主的非常规天然气开发取得较大进展，天然气总产量大幅提高。

  在2016年产量微跌1%之后，天然气产量很快回归上升通道。2017年，全国天然气产量1330.0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8.0%。2018年，全国天然气产量1415.12亿立方米，同比增长6.4%。消费量比产量增长更快。2018年，全国天然气消费量达到2808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7.7%。年增422亿立方米，增速创世界纪录。

  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王震对《财经》记者表示，全球对能源转型的趋势没有大的争议，但各个国家转型的步伐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基础设施、政策支持力度和技术突破的速度。在中国，未来10年到15年内，化石能源都仍将是主力，化石能源消费将占整体的80%左右。可再生能源规模的增加主要替代煤炭占比的降低，短期内从结构上难以实现对油气的大规模替代。尽管新能源汽车增长速度很快，但石油的消费在达峰后仍将保持稳定，天然气的消费将大幅增长。未来15年，清洁能源要满足新增能源需求，2035年后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速度加快，并将逐渐成为主力能源之一。

  目前，中国政府对油气消费和生产制定的总体思路是“稳油增气”。在可再生能源短期内难以大量替代油气的情况下，业内的共识是：中国的石油产量目前应保持稳定，天然气产量则还可以继续增长。

  从去年底以来，以“增产上储”为目的的新一轮石油大会战在全国拉开帷幕。今年上半年，效果已经显现。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今年上半年的国内原油产量均实现增长。国家发改委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国内原油总产量9504万吨，比上年同期增长0.8%。

  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2050年世界与中国能源展望(2019年版)》预计，在2030年前，国内原油产量有望维持在2亿吨左右。天然气产量将稳步增长，到2035年可达到3000亿立方米，年均增长2.8%。2035年后，页岩气等非常规天然气的产量将与常规气产量规模相当。

  对外依存度高不可怕

   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此后，石油对外依存度迅速攀升。2005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五成，达到51.88%。2018年，中国进口4.4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升至69.8%。天然气的进口时间相对较短，但对外依存度上升的速度不亚于石油。 2018年，中国进口天然气1254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上升至45.3%，从首次进口天然气到依存度近半，只用了不到15年时间。

短期内，石油的对外依存度仍将居高不下，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还将继续上升。

  2018年，天然气在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为7.8%，石油占比为18.8%。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发布的《2050年世界与中国能源展望(2019年版)》预计，中国石油消费将在2030年前后达峰，为7.05亿吨。中国的一次能源需求则将在2035年-2040年进入峰值平台期。预计在2035年，石油和天然气在一次能源需求的占比分别为17.4%和14.2%。非化石能源的占比从目前不到15%提高到28%。2035年之后，油气的总占比将保持在31.5%左右。

也就是说，2035年是关键的分水岭。在那之后，油气的对外依存度才有可能大幅降低。

  “用途不一样，可再生能源对石油的替代是很难的，石油是中国能源安全领域的焦点。天然气相对来说替代的空间更大、更容易替代，天然气对外依存走高是相对可控的。”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对《财经》记者说，油气对外依存度高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不安全。整体上看，中国的一次能源自给率仍然属于较高水平，能源安全还是可控的。

  由于世界油气生产和消费的地理分布不均衡，油气行业国际贸易十分发达。放眼全球，中国的油气对外依存度并不是最高的。中国近邻日本、韩国，以及欧洲的法国、德国等国石油消费全部依赖进口，对外依存度基本上是100%。

  与这些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相比，“我们的社会形态不同，中国进口油气的情况受地缘政治影响更大。而且中国进口的油气数量比它们大很多，进口的难度也就更大。”林伯强说，为了保证油气进口安全，我们应该继续增加进口来源地，努力解决“马六甲海峡困境”。同时，加快提高国内战略石油储备的能力，加快高速铁路、轨道交通和电动汽车的发展。

  其实，那些高对外依存度的发达国家也非常重视战略石油储备和天然气应急调峰能力建设。王震表示，以日本为例，该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中国于去年超越日本，但日本仍然是全球最大的LNG(液化天然气)进口国。日本对外签订的LNG进口合同基本是长协，核心以保障量为主，价格次之。日本的战略石油储备量巨大，折算为消费天数是世界上最高的。而且日本属于OECD国家，基于国际能源署的协同保障机制，再加上日本对海外权益油的持续投资，其油气安全性得到了有效保障。

王震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贸易大国，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中国人口基数大，油气资源禀赋并不占优势，油气对外依存度偏高是难以避免的，从心理上不应过于恐慌。目前，国内的石油产量因前几年低油价的影响有所下滑后正在稳步回升，致密油和海上还有较大增产潜力，天然气生产还处在成长阶段，增长潜力很大。未来，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库还要进一步建设，并随着油气体制改革的推进，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力度正在加大，有利于保障中国油气市场健康平稳发展，确保供应安全。

  另一方面，有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的真实数字其实并不高。如果将中国出口成品油折算掉，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就可下降约11个百分点。再将中企在海外拥有的权益产量计入，对外依存度则进一步下降至33%左右。（摘自中国能源网）